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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运动的进步意义和及其不足之处

I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既是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的时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年代。历史恰似在前进的过程中为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分类讨论:面对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状况,来自不同阶层、接受不同思想的人们对于如何改变并发展这片广阔的天地,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当然,历史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乡村建设运动最终走向没落;而通过与土地革命一脉相承的暴力革命,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改变了国家性质,并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彻底而激烈的土地制度变革。共产党人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土地制度的革命,带动生产力的革命,最终改变中国乡村疲弊凋零的面貌;而这种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确实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较之乡村建设,土地革命这种解决中国农村凋敝状况的途径,似乎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学术界与对乡建思潮和乡建运动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一些教科书把乡村建设派归入了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而加以批判,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否定阶级斗争的根本缺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所淘汰。然而,乡村建设运动果真完全是被历史所否定了吗?我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未能获得成功,固然有其不可回避的缺点,但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被“历史的必然”所否定,不如说这一运动实际上是被“历史的偶然”所终结:

首先,当时支持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实力派,多半想利用这一运动来扩充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支持地方建设运动的根本初衷,并非完全为了协助整个中国农村走出凋敝,而在于追求更强的财政实力。一旦他们积攒起足够的财政实力,依然会进行军事扩张,引发军事冲突,从长远来看,在那样的局势下,乡村建设运动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在当时内战频仍的动荡社会环境中,乡村建设运动难以实现有序、高效和平稳地发展。史料表明:即便是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本身,他们的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充分的保证,比如晏阳初就曾因拒绝为张学良效劳而遭到追捕。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想象乡村建设运动能够顺利推广并取得圆满成功。

第三,乡村建设的衰落,与日本人侵入中原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乡村建设的重要阵地“定县平民教育协会”,正是在一九三六年为躲避步步进逼的日寇而撤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拥有武装的共产党人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为将来的农村土地制度重构预伏了基础,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直接肩负起了避免民族灭亡的责任;而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从根本上也是为了加强民族生存发展的活力,但在当时激烈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尚且难以自保,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

当然,仅看结果就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适合中国发展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乡村建设运动没有在当时的中国起到预期的作用,并不说明这些理论和思潮没有借鉴的价值。相反,基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在我国台湾地区以及菲律宾、印度、泰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指导了实践;晏阳初于一九七六年在菲律宾创办的“国际乡村建设学院”,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张家港等地依靠“两个文明”共同作用带动城市发展的实践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II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乡村建设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成功,并不构成对其进行全盘否定的理由。只有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去评析它的得与失,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乡村建设学派的知识分子,带着对中国农村深切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深入乡村,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地工作,他们不仅切实改变了当时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也为日后的农村建设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总结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主张和工作,乡村建设运动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乡村建设积极分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准确的;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应该被充分肯定。近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在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存问题极端严重;乡村建设派把视线投向广大农村,强调农民和农村对中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国命“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从而提出了“救国先救农村”、“复兴农村”、“民族自救”以及“知识分子下乡”等主张。他们对广大农民给予了深切同情,怀着振兴农村,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从城市走到农村,以埋头苦干的精神,作了不同程度的有益于农民的工作。

其次,乡村建设运动积极分子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的结合途径。中国农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许多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广大农民自发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准则。在这样的条件下,全盘引进西方的思想、照搬国外的经验,很难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效匹配,甚至会造成梁漱溟所说的“文化失调”。只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发展道路,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乡村建设运动积极分子重视发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们使生活在农村的人民大众主动参与到涉及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去。在乡村改造的实践过程中,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十分强调启发农民的自觉意识、调动他们自我创造、自我建设的积极性。他们认为“培养具有现代民主与科学意识的新民才是乡村改造的正皓”;他们强调乡村建设“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坚持乡村改造就是要发扬民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他们从农民的所知开始、从文化条件出发改良农村环境、改良农民生活,尽力做到简单化、经济化、实际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

最后,乡村建设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动确实使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的到了一定的改善。晏阳初在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确实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为以后更深层次的乡村改造打下了基础。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政建设”,规范了山西的基层政权建设,促进了山西农村社会的安定,使得政令一直能够贯彻到村,让村民通过一系列的参与活动感受到政治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

III

分析历史事物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不能因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最终衰落下去,就全盘否定它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乡村建设运动的衰落,除了与当时国内国际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以外,也部分根源于其自身的不足之处。

首先,乡村建设运动分子没有也从未打算对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虽然我们不应该简单基于主导人物的“阶级立场”来武断地评判一种学术思潮,但不可否认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地分配的不公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乡村建设运动积极分子基于其自身的阶级立场,不可能从根本上变革土地分配制度,这使得乡村建设运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而这个问题与乡村社会能否实现全面进步与长期发展密切相关。

其次,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过分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相应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推动作用。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过分看中了文化和思想对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们提出了许多改善农民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农民文化道德素质的措施,却没有提出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和途径。没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和雄厚的财力基础,乡村建设理论是不可能走出试点,在全国普遍展开的。

最后,乡村建设派大多被当时的实力派所利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离不开山东军阀韩复渠的支持;而山西的“村政建设”,则基本上贯彻了阎锡山的意志。但是,军阀的着眼点不可能真正是农村经济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更多地将着眼点放在怎样利用村治加强对农村的控制以及对乡村资源汲取,为其军阀统治服务,而相对忽视乡村百姓的生活和利益、乡村社会发展以及对村民“自治”能力的培养,从而使“村治”表现出更多的“官治”色彩,使自治的意义大打折扣。虽然社会秩序的稳定、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客观上有利于农民,但从其主观目的来讲,政权的军阀性质根本不可能造就实质上的现代乡村民主自治。

IV

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已经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但它不应该只被尘封于历史中。这场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后来者的实践有着积极的启示和重要的指导作用。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聚焦于农村的社会发展运动,首次提醒人们注意,农村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块重要阵地。乡村建设运动的成功启发我们,通过文化教育与能力培养等方式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最终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努力是可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只有确保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时发展,实现宏观改革与草根演进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对振兴农村的宏伟蓝图得以实现。

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乡村建设运动仍然对如今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发意义。而乡村运动积极分子深入田野、身体力行、崇尚科学、尊重农民的严谨态度与高风亮节,也值得今天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人们所学习和仿效。

[旧文一篇,原发表于“三农中国”网站。近来似乎不再能够访问该网站,故略作修改后重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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