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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国王皇帝和战争起义,很容易被忘记。但是那天中午的一块时光,犹如难得的宝石一样,深藏在时间的宝盒里。对此,只有我们两人知悉。

——泰戈尔

 

第一乐章:下午四点,我是希尔若斯

演奏时间:2009年5月17日

演奏地点:丘吉尔学院,英国剑桥

下午四点十一分,位于东安格利亚腹地的小城坎布里奇照例风和日丽。我在斯多瑞斯街附近一座单元房的楼梯拐角处,非常幸运地邂逅了剑桥大学年轻的社会学家辛斯先生。

辛斯先生四周以前在东柏林完成了田野调查,如今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硕士学位论文。深入批判某研究方法并严厉批评某指导教师之后,辛斯先生开始为他自己的写作进度感到担忧。

“您知道,我必须在本月二十六日零点以前上交两万字长的论文草稿,可迄今为止我只写完了一万六千字。”辛斯先生对我抱怨到。

“也许您不相信,我还有一万七千字要写。” 我慢慢悠悠地回应他。

辛斯先生耸了耸肩,脸上立刻浮现出不可思议的惊愕表情。张开的嘴巴使他那本来就比一般人长的脸变得更长了。

“您一定是乔金吧?[You must be Joking…]”辛斯先生问我。

“不,您搞错了。我不是乔金。我是希尔若斯。[I’m not Joking. I’m Serious!]”我看着他的眼睛,斩钉截铁而且扪心无愧地回答。

 

第二乐章:下午四点,只有天知道

演奏时间:2009年5月19日

演奏地点:市场广场,英国剑桥

下午四点十一分,位于东安格利亚腹地的小城坎布里奇依旧风和日丽。我在英格兰初夏的曼妙清风中穿越市场的广场,看那位身着崭新制服的巡警手提小包徐徐迎面走来。擦肩而过的瞬间,面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我好像突然看见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可惜他身旁没有那位长着火红色头发的叶尔德林老弟。

在此之前的三个钟头里,我写完了硕士论文里的一处脚注和两个段落,即使不算参考文献,大概也有六百多字。选完字体校完字号调完行距,不多不少正好填满两页。如果不是对莱恩博士所撰写的那本关于苏联社会的教科书感到反胃,这个波澜不惊的平静午后,定能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市场一角的几张木桌沐浴在金色阳光中,桌前的女生极像班里研究征婚网站的印度同学珀露。木桌对面照例是一辆专卖热狗的流动拖车,诱人的香气飘出很远,可丝毫无法吸引那位戴着金丝边眼镜匆匆前行的中年男人。大学的旗帜飘扬在广场旁边教堂的顶上,不曾看到阴影里正在匆匆吻别的那对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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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面对某片如今天这样被凝固在一小方天地里的美丽与恬静,我一定会想起和简初次谈起刘易斯·阿姆斯特朗的那个遥远下午。时间在歌声中从指尖匆匆滑落,只沉淀下如老狼嗓音般低沉无奈的心情。久违的事想起还是甜的,当初第一面其实并不很遥远。

可惜生活没有虚拟语气,如今再也不是桃花盛开的三月下旬。我不能奢望以这样欢快的节奏把生活继续下去,用三十五天完成论文余下的部分,然后预订旅馆办理签证购买车票奔赴欧洲。

晚上意外收到珀露的电子邮件,无非是抱怨博士申请依旧袅无音讯,感叹毕业临近顿感前途渺茫。自己的情况还不如她,可我心里一点都不迷茫。迷茫又有什么用呢?每每这种时候,只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脑海:“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第三乐章:下午四点,我爱剑桥

演奏时间:2009年5月20日

演奏地点:金斯步行街,英国剑桥

下午四点十一分,位于东安格利亚腹地的小城坎布里奇不再风和日丽。乌云像层层叠叠的山峦,好像高不可攀又仿佛唾手可及。在乌云的罅隙里,一小片湛蓝的天空依旧干净而清澈。

国王学院米黄色的围墙外面,是一片修剪整齐的深绿色草坪。草坪的边缘有一圈低矮而宽阔的石制围堤,围堤上坐着一排衣着各异的女生,她们夹带欢乐笑声的清脆交谈,让马路对面咖啡馆的小伙计也倚着青色的门框开心起来。

雨滴突然不期而至,小城瞬间变得宁静。人们抬头仰望天空,有些还摊开掌心,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触觉。国王学院门口的女生们迅速从各自的小包里掏出五颜六色的折叠伞,她们站起身来打开雨伞的时候,我看见无数美艳的鲜花同时绽放在这个平和而美好的下午。

金斯步行街和本尼特路交汇处的东南角,那面形如金锣的大钟,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大钟前面,一位长像与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安东尼·吉登斯勋爵颇为相似的老先生自北向南走来。他有瘦高的身材和银色的头发,身穿雪白的衬衣和笔挺的西裤。他左臂夹着书本,右手夹着香烟,气定神闲却步伐矫健,好像丝毫不曾在意从天而降的雨滴。

我在花格伞下面静静欣赏雨中的小城,慨叹如果不用上交那篇即将截至的论文,这里的生活将多么美好。可是如果真的不用上交那篇即将截至的论文,我还会出现在小城的雨中么,我还能发现生活的美好么?惊喜和失落总是交织而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第四乐章:下午四点,杰米·奥列弗与红领巾

演奏时间:2011年5月11日

演奏地点:乔治街,英国牛津

下午四点十一分,小城奥克斯福德的顶空盖满了乌云,被捂在乌云背后的阳光似乎总想撕破那层令人懊恼的愁绪,它在某几个时刻几乎快要成功,但最终还是无奈地败下阵去。我从藏匿于男多思葡式烤鸡馆后厨背面那间老旧的行为科学实验室里悄悄溜了出来,刚刚脱离了任人摆布的被试身份,马上又面临变成落汤鸡的危险,这实在不能算作令人欣然怡悦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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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车站对面的乔治路时,迎面有风吹来,脸上偶尔能感觉到冰凉的雨滴。我下意识地抱紧双臂,一边在面前的人流中寻找罅隙,一边留意脚下以避免踩上那些会发出巨大声响的井盖。可即便注意力如此集中,我依然在那家叫做咖啡共和国的小餐馆门口感觉到了某种令人异样的气场。疑惑之间,步子就慢了下来。

原来那是斜前方七八米处有位介于少妇与大妈之间的中年妇女正对我目不转睛。在排除了自己头上出角脸上显字钱包被偷和裤链没拉等一系列潜在诱因之后,我终于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显著性水平上判定她认错了人。虽说最近几周自己也常带着久别重逢的欣喜在牛津街道上狂奔数米然后对着一个陌生人哑然傻笑,但真正从犯二的行为主体变成行为对象时,我还是觉得奇妙莫名。

在体会这种奇妙感觉的同时,我已经走到了几乎和那位中年妇女并排的位置上。然而,就在从接踵并肩到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杰米·奥立弗这个名字异常清晰地敲击着我的耳膜。这名字显然冲我而来,虽然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黄皮肤黑头发的自己如何能和奥立弗这个源自法兰西的姓氏发生关系;于是,在无解与无奈之中,我只能茫然地皱起眉头,脑子里浮现出“少跟陌生人搭讪”这条亘古不变的自保教条。

不过,虽然我的一脸疑惑不是她想要的答案,但这疑惑至少让我停住了脚步。随后的事情其实简单而平淡,却让我在沾沾自喜的同时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你知唔知杰米·奥立佛?”她竟然直接用粤语提问。

“我唔识佢啊。” 我本能地回答道。本来嘛,奥克斯福德虽小,也有十五万人,我去哪儿认识那么一位名叫杰米·奥立佛的先生呢?况且,这时距离我上次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粤语版的时事一周节目已有两年时间,而连我自己都回忆不起来上次说粤语的确切时间了。

“唔係人啦,如爱斯特若昂啦。”大概是看我答非所问,她善意地补充道。

虽然听出她是在询问某间餐馆的位置,我还是一头雾水。这里的西餐馆倒是很多,但大都价格昂贵,而且还要计算小费,像我这样又穷又懒而且脸皮还比较薄的年轻人,一般既没兴致也没能力前去消费,自然就少了接触这些餐馆名字的机会。于是,我只好摇了摇头,说:“唔知阿。”

“咁你都唔係呢度人啊?”她似乎有些奇怪。

我当然不是本地人了!本地人除了会吃广式早茶、会学广式英语,有几个真正会说广式粤语呢?不过,就在这么有一搭没一搭聊着的同时,我突然发现马路对面的饭店门口赫然写着杰米这个名字,立刻想起先前不解那间看似普通的酒店为何总是生意奇好时,有同学似乎说过某位名叫杰米的英国大厨以制作饮食节目闻名,顺手开了许多餐馆来丰富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呆板饮食习惯。

一枚便士落地了[A penny dropped]

于是,我指着路对面那间青色的店面告诉她:“应该就係果个啦。”

突然间,阳光似乎穿过乌云直接打在了那位女士苍白的脸上,她灿烂的笑容让人感觉到连阴空也有其可爱的一面。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冲到了马路对面,似乎只要再晚一秒,我就只能瞥到她迈入餐馆的背影了。

而我却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她在冲过马路之前到底有没有对我说出过那句“唔乖晒”,因为整个下午我都为自己重新“掌握”了粤语而自鸣得意。其实,从内心的最深处,我希望她并未说出那句简短而单薄的谢语;否则的话,我本该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告诉她:“不用谢,我的名字叫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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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郁

陶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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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祖籍江苏,生于陕西,七岁随父母徙广东,十二岁后常居北京,先后就读并毕业于通州二中、北京四中、北京大学、剑桥大学。嗜读书,喜美食,好旅游,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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