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谈谈自己对政治制度（institution）和政治人物（statesman/politician）之间关系的看法。之所以在题目里直接写下几个英文单词，是因为我觉得许多同学同志同胞长久以来误读了这些单词；而对这些单词意思的误读，本身或许正反映着我们社会里对政治制度与政治人物作用与重要性的理解并不健康。

想讨论这个问题，源于几个月前在豆瓣上看到的一个讨论。当时一位网友发言说we need better statesmen，马上有网友回应instead of politician。如果我能冒昧地把这个对话翻译成中文，大概是“我们需要更好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看到这个对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发言者或许应该说明我们需要的不仅是statesmen还有stateswomen，而回应者也至少应当使用politician这个单词的复数形式。不过，除了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之外，这组对话致命的缺陷当然在于对制度重要性的忽略。

在我看来，当没有制度约束的时候，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有利己倾向；即便这种利己行为可能损害他人利益，大多数人依然会选择继续；而好的制度敢于承认人性的缺点，并且能够利用人性倾向于利己的这种缺点，将人的利己动机与为社会福利做贡献的目标统一起来，让人们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同时，为社会福利做出最大的贡献。换句话说，当制度足够健全的时候，掌握权力的人本性如何其实并不非常重要；或者说，好的制度既然能保证坏人也能干好事，自然不必担心好人是否会干坏事。只有当制度不够健全、权力缺乏约束的时候，掌权者品性的好坏才会对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而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之下，即便最优秀的掌权者也会变得危险，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或者她出于自心的决断能否代表社会利益，我们也不能保证他或者她的品质会不会被权力腐蚀。

当然，对制度重要性的讨论并不新鲜。正如上文所言，我之所以觉得豆瓣上的这组简单对话格外有趣，是因为它突然让我意识到中国人对statesman和politician的理解好像并不十分准确；而这种误解本身又深刻反映着我们政治文化里亟需改进的地方。记得在中学里学习英语的时候，最早被告知的区分statesman与politician的方法，就是辨识二者的褒贬色彩；我记得英语老师反复强调前者应该翻译成“政治家”，而后者应该翻译成“政客”，因为前者具有褒扬的意味，而后者则暗含贬斥的含义。很多年过去了，看到别人有着和自己当年类似的理解，确实倍感亲切；但问题是在英国学习生活了两年半以后，我却不得不对中学老师的介绍深表怀疑。

首先，我觉得statesman的褒意色彩可能比“政治家”要更为强烈，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statesman似乎比“政治家”更为专门地使用在对已故者褒扬性的评价里面。在中文里，政治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采用纵横捭阖乃至鸡鸣狗盗的方法；而在英文里，纯粹的statesman死活必然为人正直、言行坦率，并且从不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其次，我认为politician在当今英语里的贬义色彩可能远远没有“政客”在中文里那样强烈。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英国的政治人物经常用politician来形容自己，而我从未听到任何中国政治人物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将自己形容为“政客”。在英文里，politician更像是一种职业，如同理发师、屠夫和所有一切职业一样，人们不否认从事这些职业有利己的动机，但这种利己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而如同亚当·斯密所言，这种利己与社会福利并不矛盾。相反，在中文里，“政客”是为了那些实现自己野心所不择手段的人，而他们的野心往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因此，个人以为，似乎对于statesman更为准确的中文翻译应该是“国之栋梁”，而对于politician更为准确的中文翻译则好像是“政治人物”。

请别抱怨我神经质般的咬文嚼字。如果我们对照statesman/politician/政治家/政客/国之栋梁/政治人物这些词语在中文和英文里的使用频率，或许就能发现两种政治文化的区别。在中文里，“政治家”和“政客”这两个词语的使用频次远比“政治人物”要高得多，我想这是因为前两个词语具有比较鲜明的褒贬色彩，它们更容易匹配中国政治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明君-昏君”/“忠臣-奸臣”二分模式；而我认为中国人在讨论政治人物时之所以习惯性地冠以二分模式，实在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文化对于制度和规范缺乏应有的重视，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假设政治人物完全可以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于是祈求他们能够拥有超于常人之上的道德来为社会谋取福利。在英文里，标记职业的politician远比标记道德的statesman更为常用，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事政治在英美文化里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职业，人们心里并不相信政治人物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也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道德——因为每个人都要谋生，而深受约束和监督的政治人物在谋生时不敢也不能经常性地损害社会利益。

所以说，探讨如何翻译statesman和politician这样词，可能并非单纯的咬文嚼字，对于这些单词的理解本身，可能就反映着不同政治文化对制度（institution）的重视程度。在不重视制度的政治文化里，人们必须将希望寄予政治人物的道德，因而在审视政治人物时常落入非褒即贬的二元看法之中；而在重视制度的政治文化里，人们承认政治人物作为人所必然具有的种种特点甚至缺陷，但又相信良好的制度将约束甚至利用这些人性的特点或者缺陷，使一个充满利己动机的人也能自觉选择增进社会福利的行动。

当然，政治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塑造。今天的中国政治文化之所以依然强调对政治人物截然二分的评价标准，与我们历史上所经历的漫长人治传统不无关系；而西方社会之所以将politician视为中性词汇，大概也与西方社会里根深蒂固的法治原则密切相关。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孰先孰后的问题，看起来像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而我尤其欠缺探讨这个问题所必须的对历史和对理论的把握，所以并不奢望自己能将其解释清楚。不过，摆在我们眼前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在给定中国当前政治文化的情况下，如何推动政治制度向更加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发展。个人觉得，从校正对statesman与politician的翻译和理解入手，或许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