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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八零后眼中的“高考一九七七”

提示: 本文对电影“高考一九七七”有关键情节透露,游客慎入。

知道“高考一九七七”这部电影,是在前年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天,五个经历过高考的八零后围坐在纽纳姆学院宿舍后院的草坪上,不经意间聊起了他们父母以及他们自己的高考经历。于是,这部当时在国内新近上映的影片,就这样走进了他们的话题。

在我已经不太清晰的印象里,这是一部暗色调的电影,片子里面虽然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情节,却让人觉得格外真实,在平铺直叙中展开的故事之间,毫不缺乏催人泪下的场景。的确,仔细想想,在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中,通过上大学来彻底改变命运的行动,对于每个当事人而言,都不愧为惊天动地的壮举。

片子的立意很好,恢复高考可能比高考本身更加重要,因为高考可能改变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而恢复高考则改变了一代人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高考制度发展到今天,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在更公平的选拔方式被设计出来以前,它也许真的是我们所能选择的最为合理的选拔制度。

人们常常觉得高考制度弊病繁多,或许因为它在决定个人命运的诸多因素中权重太大,或许因为它难以综合考察一个人的全面素质,或许因为它将评价青少年成长的复杂标准武断地简化为了一张单薄的成绩单。但当高考从一九七七年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成这个国家里年年上演的寻常节目,当有关高考的新闻逐渐淡化为几则例行公事般的简讯,在高考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和习惯的同时,高考背后所承载的“平等竞争”和“择优录取”原则,实际上也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深入人心。

用一场考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或许距离我们心目中的“公平”标准相差甚远。社会学家告诉也我们,由于每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平等,因而纵然有严格的考试选拔制度,家庭出身等先赋性条件可能还会比后天努力等自致性因素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大。但是,高考毕竟向那些愿意通过自身努力去改变命运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门,虽然对于有些社会群体而言,这扇门开得还不够宽,或者并不够正。

我们这代人里的大多数都经历过高考,而每个人在那场距离现在越来越远的考试里都有过不尽相同的发挥。也许你偶然也会像我一样抱怨自己因为做错数学试卷第一道选择题而失去考进更好院系的机会,但回头看看电影中那些在东北农垦兵团里扎根边疆八年的知识青年,或许“能够理所当然地参加高考”这件事情本身,就标志着我们的幸运。

你也许还会常常抱怨自己在高考中的表现,你也许早已忘却自己在高考时的心情,但如果通过高考进入了还算不错的学校,并且拥有了申请更高等学府继续深造的可能,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高考的成功者。当然,或许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回忆高考。一位朋友的同学成绩非常优秀,只是填报志愿屡屡失误,复习三年才最终拿到了属于他的那纸大学录取通知书。不知他脑海里关于高考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色彩。

电影里的知青们为了能参加高考,不惜通过绝食来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虽然影片将当下知识精英关于权利和自由的话语强制加载给七十年代末下乡知青的做法值得商榷,但是如果高考背后所承载的理念能够随着这套制度渐渐在我们的社会中沉淀下来,那么无论对于考试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而言,参加高考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换句话说,虽然我从不怀疑高考对于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含义,虽然我从不相信高考对所有社会成员都绝对公平,但是高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

两千零四年六月上旬的那两三天,我和许多同龄人在不同的地方共同经历过那场肯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统一考试。坐在什刹海边北京市第十三中学教学楼一层右手边那间考场里的时候,我不曾设想过自己的将来。但也许就是从交上最后一张文科综合考试的答卷开始,我拥有了与那么优秀的一群人在英格兰东部那座小镇相遇的机会;而仅仅这点,就值得我从心底由衷感谢高考。

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而言,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也许比二零零四的高考更加重要。在电影里那些翻山越岭奔向考场的人群当中,我依稀看得见父亲在他二十一岁时候的模样。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我的父亲也许还要在陕北洛川的黄土高原上插队多年;作为民兵直属排排长的他有信心在若干年后被组织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那个时代里谁能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呢。也许他会扎根老区面朝黄土,也许他会回到西安招工进厂,但就算若干年后成为了工农兵大学生,他或许也不会遇见我的母亲。可以说,没有一九七七年那次绝无仅有的在冬天而非夏天举办的高考,就不会有我,自然也就没有堆砌在这里的许多文字。

卢梭曾经说过一句让人费解的箴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生活在“告别革命”思潮盛行的年代,我不愿意把这句话与庸俗寻常的“剥削”和“压迫”等词汇联系起来。我觉得那位忧郁而敏感的思想家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他使用某种充满象征和隐喻的方式告诉我们:个人的选择多种多样,但都深深根植于宏大但却细密的社会结构当中。对于像我这样喜欢阅读大历史当中小人物际遇的孩子来说,一九七七年的那次高考如此重要,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不仅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命运的方法,甚至不仅在于它在潜移默化中把自由和平等传向各个社会阶层,而在于它如此直接而显著地影响了我们许多人今天的生活轨迹。

看看当年东北农场里那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知识青年,我突然觉得在远离家乡的英国小镇里上课读书写作挨训的生活,其实真是天大的幸福。我依然会抱怨课业的繁重和要求的繁多,但我更认同电影里那位因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从小被当作“黑五类分子”的女孩在听到恢复高考消息时那句由衷的感叹:“我是幸运的。”

电影的结局是包括女主角陈琼在内的许多知青都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但男主角潘志友却因为自己对农场场长老迟的诺言而选择留了下来。陈琼完成了父亲的夙愿,志友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可是它们之间那甜蜜动人的爱情该怎么办呢?我没有资格去臆断电影结束以后剧中人物的生活,但我常常忍不住关心:三十年后的他们,各自会拥有怎么样的生活呢?如果我是老迟,我一定要命令志友参加一九七八年的高考,一定要让他报考北京的大学,一定给他盖章,批准他们结婚。

电影中当然还有许多更加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在一个完全没有坏人的故事中,为什么却依然处处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压抑;比如究竟什么因素使得那个年代心智健全的人们变得如此病态;比如究竟什么使得由个人构成的“组织”异化为了压迫个人权利的工具。但即使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仅仅作为对我们父辈年轻时期集体记忆的一个简单阅读,我也觉得这部电影也非常值得认真欣赏。

真好,谈起这部影片的那群年轻人相识相聚在剑桥,而不是四十年前八时区外同一纬度上的黑龙江农垦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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